大多數人是離不開北上廣的。整天喜歡策劃“逃離北上廣”活動的營銷號，其實注冊地址就在北京市朝陽區。
相信很多人最近又一次看到了“逃離北上廣”的活動。雖然每一次，營銷號都能把這一活動包裝得非常有情懷且有意義，但當北上廣早已開始限制外來人口進入，新移民在這里生存越來越困難時，上海搬家公司，該營銷號的鼓吹像是為政府的宏偉大計做的輿論宣傳，實際上卻是非蠢即壞的惡意營銷。
盡管“逃離北上廣”的文案說，逃離北上廣背后是兩種強烈 “社會沖動”，“一是暫時離開當下生活，尋找精神力量；一是長期離開，實現更想過的生活。我們不該污名化這兩種合乎情理的沖動，不該忽視它們。”
但是，冷靜的營銷號并不在意人們為何要逃離又為何要留下，它只負責聯系幾個有錢的商家送人幾張機票，在一次短暫的旅行過后，生活仍將繼續，詩和遠方仍舊是幻夢一場。
你不逃，就別鼓動別人逃
也許對于某些名利皆收的人來說，逃離北上廣可能是一個選擇，但對于大部分想要過上更優渥的生活的人來說，他們只能選擇來到北上廣或者被迫離開北上廣，而非逃離。
根據智聯招聘和中國就業研究所近期公布的《中國就業市場景氣指數報告》顯示，在一線城市，競爭壓力遠高于二三線城市。(CIER指數=市場招聘需求人數/市場求職申請人數。指數大于1就說明就業市場中勞動力需求多于市場勞動力供給，就業市場競爭趨于緩和，而CIER指數小于1時，就說明招聘人數小于求職人數，就業市場競爭趨于激烈。)
如果你確實想找一份工作，在二三線城市比在一線城市容易多了，2017年的數據表明，至少有一部分人在一線城市是找不到工作的。
但即便如此，也擋不住人們依舊要來到北上廣。小城市能提供的工作機會大多以第二產業為主，而就業形勢最好的行業，基本上互聯網、金融保險為主，而這些行業發展最好的地方也都在大城市。
在京的外地人口中，數量最多的分別來自河北、河南、山東、安徽、黑龍江等省份， 大眾搬場公司，而這些地區的人均工資遠低于北京上海等地。北京市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為111390元，上海為109174元，而河北省(50921元)、黑龍江省(48881元)、河南省(45403元)則是平均工資全國最低的三個省份。
而一線城市能提供的酬勞、創造的價值遠遠高于其他地方。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，上海和北京兩大直轄市的全體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都突破了5萬大關，上海以54305元位居榜首，北京以52530元緊隨其后。加上廣東在內，有6個省份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了3萬大關。
并且，上海和北京兩大直轄市作為強一線城市，現代服務業最為發達，而這正是高收入人群所集中的行業。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，2015年年平均工資最高的是金融業114777元，信息傳輸、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112042元，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89410元。從分布上看，上海和北京恰好又是這些高收入行業最為集中的地區。
就算逃離了北上廣，終究還是要逃回
在2011年媒體針對“逃回北上廣”的報道中，曾經逃離“北上廣”回到老家的例子并不那么閑適愜意，他們要么是 “依托父母的關系”在當地考進了公務員或相對較好的企事業單位；要么因為“家里沒有關系”而找不到一個好工作而感到絕望；還有人正因為小城市“關系社會”帶來的各種“關系債”讓人不堪忍受。
北大社會學博士馮軍旗在中部某縣掛職期間做的一份調查顯示，在一個80多萬人的縣，基本上就是由21 個政治“大家族” (副科級及以上超過5 人) 和140 個政治“小家族” (副科級及以上2-5 人) 壟斷了公務員干部階層。大城市雖然競爭激烈，但是至少還有上升的途徑，而在小地方，如果沒有關系，找個好工作幾乎沒有可能。
某門戶網站大數據一項針對全國5334萬北上廣深外來人口用戶的網絡調查顯示，12%的人在2015年春節假期結束后沒有再回來，廣東、江蘇、河北、山東、湖南、浙江的一些城市成為他們新的落腳點。但是，在諸多逃離者中，又有近三成人打算重返北上廣。單調的生活、貧乏的圈子，甚至親戚的噓寒問暖與頻繁安排的相親，都成了他們再次回到北上廣的原因。
國際組織Youthful cities曾經調查過千禧一代最看重的城市屬性，對于亞洲的年輕人來說，他們最看重一個城市的，是城市的安全、教育、就業等。而跟我們所以為的不一樣的是，電影、時尚、夜生活等娛樂因素則排在偏后的位置。這實際上說明，年輕人更多地還是關心一個城市能帶給自己的發展，而不是別人眼中的“迷失于繁華中”。
而由《瞭望東方周刊》聯合《中國城市發展報告》共同主辦的“中國最具幸福感城市”調查評選中，“教育幸福感”最強的依然是北京、上海。
即便是一個對自己沒有什么太高追求的人，當考慮到子女的教育問題時，能想到的最好的地方還是北上廣。這也是為什么，即便北上廣地區縮緊對外來人員子女入學的限制，依然有那么多人費盡力氣要把孩子送進北上廣的名校中。對于很多人來說，即便孩子不能進入名校學習， 搬場公司，北上廣豐富的沙龍講座和書店，都是開拓視野最好的教材。
為了自己逃離北上廣的，也終將為了孩子再逃回。當然，營銷號可沒管那么多。
小清新田園牧歌，離了大城市也不行
說到底，負責“逃離北上廣”活動的營銷號就是一個搞文藝小清新的公眾號，每一次營銷事件都不忘了打上情懷和文化的標簽。比如推出“青春版《紅樓夢》”，在地鐵上開展“丟書大戰”，不管它做了什么事，都不忘了說一聲自己是個文化人。哪怕鼓吹別人逃離北上廣，也會包裝成是一次“純粹的思考”。但實際上，即便是文藝小清新，也離不開城市文化的孕育。
比如，文藝青年常常喜歡手捧一本梭羅的《瓦爾登湖》，憧憬向往一下田園生活的美好。梭羅在湖邊的小屋一個人住了兩年，白天種土豆晚上看書，最后還寫出了一本書，這樣的生活不正是營銷號鼓吹的“純粹的思考”嗎？
但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愛德華·格萊澤(Edward Glaeser)在《城市的勝利》中曾專門地分析過梭羅的成才之路。他指出，之所以能有《瓦爾登湖》這樣一部極其暢銷的作品，跟梭羅在城市中參加的文化沙龍密切相關，在由愛默生主持的超驗主義沙龍中，梭羅接觸了當時非常多的學者名流，這為他的作品打下了基礎。即便梭羅對鄉村和田園極盡吹捧，但過了兩年他也還是繼續回到了城市中來。